商鞅形象的另一面

      商鞅要是活在当下做个广告人，业绩一定也不坏。为了推行新法，他首先抓住了政府公信力这个牛鼻子；为了给政府形象做宣传，他只花了“五十金”广告费就博得个满堂彩（徙木之人如若是托，则更堪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矣）。这全赖了他天性擅长好创意。商鞅在新法准备就绪后，还没公布，恐怕百姓不相信，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，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。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，没人敢动。又宣布“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”。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，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，借此表明令出必行，绝不欺骗。事后就颁布了新法。《史记商君列传》中的这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，也因此，商鞅给人的印象是“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”，很重然诺的样子。
      对于历史上很多人物，我们的认识往往是不全面的。盖史书或口耳相传中，总是有意无意把其最出名的细节放大了，掩盖了其他。不过，司马迁对商鞅的记述倒并不片面。
      看看后来的商鞅吧。秦孝公派卫鞅率领军队攻打魏国。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击。两军相拒对峙，卫鞅派人给魏将公子卬送来一封信，写道：“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，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，不忍心相互攻击，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，订立盟约，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，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。”魏公子卬认为卫鞅说的对。会盟结束，喝酒，而卫鞅埋伏下的士兵突然袭击并俘虏了魏公子卬，趁机攻打他的军队，彻底打垮了魏军后，押着公子卬班师回国。
      这时候的商鞅，哪里还有一点重然诺的改革家做派？
      徙木立信也好，会盟使诈也罢，看似矛盾，本质上却是相通的，那就是——为达目的可以不拘手段，实足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耳。这从商鞅刚到秦国走门子亲近秦孝公的行止就可以看出端倪。商鞅见用尧舜之道不好使，就改用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还是不好使，又改用春秋五霸之道，终获孝公青睐。可见商鞅自己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，迎合君王投其所好才是根本目的。这一点，与伯夷叔齐苏武文天祥辈相差何啻云泥。然而事实证明，商鞅只图眼前不择手段的战术成功，顶多只能算是小聪明，战略远谋的缺失（“肉食者鄙”？），终还是为自己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。
      秦孝公去世，太子即位。先前被商鞅治过罪的公子虔一班人告发商君要造反，派人去逮捕商君。商君逃跑到边境关口，想住旅店。旅店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，说：“商君有令，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。”商君长长地叹息说：“唉呀！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！”离开秦国潜逃到魏。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打败魏军，拒绝收留他。商君打算到别的国家。魏国人说：“商君，是秦国的逃犯，强秦的逃犯跑到魏国来，不送回去是不行的。”于是把商君送回秦国。商君再回到秦国后，就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，和他的部属发动邑中的士兵，向北攻击郑国谋求生路。秦国出兵攻打商君，把他杀死在郑国黾池。秦惠王把商君五马分尸示众，说：“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！”然后诛灭了商君全家。
      商君逃难一节，《战国策》并没记载。因此有人说是出于太史公的虚构。这一细节显然又是后世小说创作中的“误会法”，运用误会，生发矛盾，引起戏剧性效果。这类细节不仅不伤害历史的真实，而且使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的本质彰明、突出，增强了历史感，从而给人以更生动、更形象、更深刻的印记。在司马迁看来，商鞅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。持之有故的证据是：考察他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，凭借着虚饰浮说，不是他自身的资质；再说凭靠着国君宠臣太监的推荐，等到被任用，就刑罚公子虔，欺骗魏将公子卬，不听赵良的规劝，足以证明商君残忍少恩了。
      赵良曾引用《诗经》的话劝说商鞅：“相鼠还懂得礼貌，人反而没有礼仪，人既然失去了礼仪，为什么不快快地死呢？”按江湖上的话说：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