阳光照在高楼下
12月6日、7日，和谐城市建设与“城中村”问题解决方案交流研讨会在深圳召开。区委书记贺懋燮，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、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指挥长姚本柱，副区长宣丽玲率包河区代表团，和来自全国20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50多个市、县、区代表团一起与会。其后，区代表团赴深圳、珠海两地“城中村”进行了实地考察。
此次研讨会系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（深圳）组织召开。综合开发研究院有着“中国智库”之称，其专家在“城中村”方面有着最为权威系统的研究。作为合肥市大建设的核心区，包河区对城中村改造的心情显得尤为迫切。来自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及常青、望湖街道的负责同志，通过系统学习城中村的形成历史、发育机理、内部结构、问题症结、对策出路，亲身感受不同的城中村生活现状，开始用新的视角，理性审视城中村及其改造。
城市的奶娘
“没有城中村，哪里有今天的深圳？”
如果你用改革30年的历程来丈量深圳奇迹的时候，不难得到这样一个令人不太容易接受的结论，在深圳城市化飞速推进的过程中，城中村既是结果性的产物，更是推动过程的动力。这种全新的认知，立即在包河代表团中引起了不小的“震动”。我们一直致力5年改造完毕的城中村，难道还有其存在乃至继续存在的必要？
深圳人的理由是，“城中村，就是城市的奶娘。”
小巷深深、车来人往、沟壑横村……城中村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就是“脏乱差”、“黄赌毒”的代名词，这里是城市的最边缘。城市形象、社会治安，都因为它这颗毒瘤，深深伤害着城市的自尊。
城中村真的那么一无是处，人人见而诛之吗？那我们换个视角呢？
其实，这里是城市早晨最先亮灯的地方。牛奶、报纸，从这里在第一时间送到城市的每个角落。最整洁的大街、最便捷的交通、最舒适的办公、最精彩的生活，从这里连接到城市里的千家万户。正是从城中村里起早抹黑的人们，保障了城市的日常供应和运转。实际上，城中村的低成本既满足了城市弱势群体特别是外来人口的生活难题，更为城市的竞争力提供了最原始的动力。特别是在深圳这样一个外来人口居多的大城市，城中村的存在，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政府无法独自解决的吃、住难题。
再换个角度，城中村本身就是政府在城市建设发展规划、公共配套、土地政策等方面的后遗症，是被城市发展忽略遗忘的角落，是政府的欠账，“何错之有”？
看来，城中村绝不能统统扣上黑帽，更不能简单的一拆了之。
两只手
提到深圳，你不得不马上想到小平同志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的这句话。如今，深圳人还流行一句加强版的———比发展还硬的是什么？是客观规律。
引用这句话，对城中村有着多年研究的李津逵教授想要表达的意思是，城中村改造，决不能光凭一股热血豪情，而更应在研究分析城中村形成历史、原因、现状、矛盾、出路等基础上，在适当的时机、用适当的方式、进行适当的“改”或者“造”。
城中村是城市化的产物，而推动城市化进程有两只手，一只是马尔萨斯的“求生之手”，还有一只就是亚当斯密的“求富之手”。毫无疑问，城中村的形成，是两只手共同推动的结果。如今要为城中村“还账”还得要靠这两只手。
2005年，渔农村实施“深圳第一爆”。由村集体自行主导改造成功的后渔农村，如今高楼已是鳞次栉比，吸引着各地考察者的目光。在岗厦村，由开发企业参与主导的大规模改造正在全面推进，眼下四处是待拆的空房。而在下沙村，参差不齐的村民自建房已粉刷一新，村内公共配套齐全，一切井然有序。
三种不同的改造模式，已然揭示一个浅显的道理：改还是造？怎样改造？需要客观理性的研析。答案，也许不尽相同。
阳光照进高楼下
国际著名规划大师约翰·弗瑞德曼指出“与华侨城相比，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，这里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氛围才是深圳的特色”。
确实，下沙村也给我们代表团留下了太深的印象、太多的启发。尽管只经“穿衣戴帽”，但下沙与周边的高楼大厦却能相映成趣，居民在这里悠然地享受着原著民村落的亲切和大城市的优越。足球场、宗祠堂、村民广场，一切都是如此宁静而又生机勃勃。下沙村无疑是我们之前脑中不曾有过的另一番景象。
政府、居民（村民，包括村集体）、开发商（亦可是村集体），三者利益之间的博弈一直被视为城中村改造的关键。深圳，包括珠海在内，在不断的利益争夺战中逐步确立了让利与民的原则。
渔农村改造后高达9的容积率，是原住民今后生活的保障；下沙村简单的穿衣戴帽，是原住民经济、生活方式的延续。在原住民经济、生活包括其方式受益的同时，城市也在功能、形象、内涵上实现了自身目标。
必须指出的是，这也是基于历史责任、现实条件双重考量的选择。作为城市化扩展先期有意绕开的高成本开发区，城中村因为政府建设发展模式的选择走到今天，政府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来促动城中村改造，也可算作对城中村的的补偿。同时，作为城中村改造的初衷，亦不单单是空间上的拆、建，更应包括生活环境、生活方式、社会形态等诸多非物质的再造，这也是空间改造后需要更长时间深入解决的难题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深圳、珠海在城中村改造原则、政策制定上有了更为系统而长远的思考。如何保障原住民“食租一族”今后的经济问题？如何改良城中村居民文化问题？如何补充城中村改造后留下的居住组团功能？很显然，城中村及其改造是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。而人的问题，才是这系统工程的开门之钥。
只有阳光照进高楼下的时候，今天的城中村或许才会不再是问题。